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以来，理论界就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广泛、深入而持续的研究。然而，从整体上来审视，很多研究都存在着一个“去工业化”的缺憾与不足，即注重从历史逻辑角度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从国家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全面现代化的发展演变，却很少从内在本质角度探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深层关系。不能深入马克思主义工业现代化的理论深处，也就无法从工业现代化的大历史观角度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历史关系。由此，如何从马克思工业化理论视阈出发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及其历史叙事，就成了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一、马克思工业化理论视阈的现代化及其发展主题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物质利益难题”，直观地说是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摩泽尔农民状况以及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这三个促使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问题，但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与“商业和工业”以及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进程紧密相关的社会贫困和自由贸易这两个突出的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使得马克思把隐含在理性的法背后的“物质利益难题”与把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关注包含在内的“共产主义问题”统一起来，既为他冲破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观的藩篱打开了一个缺口，又为他打开了研究共产主义问题的大门。由此出发，当马克思为着解决“苦恼的疑问”而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时候，马克思终于发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背后的社会秘密：围绕财产的所有制才是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这一发现使马克思开始了从研究现代国家本身到研究现代国家的世俗基础、从市民社会的外在问题到市民社会的内在问题、从法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马克思说：“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当马克思发现了从法哲学批判这个“副本”批判转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本”批判的内在逻辑，他就从“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的原则高度把捉到了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内在关联。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批判了德国现状以至现代德国制度的“时代错乱”后指出，“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在这段具有纲领性意义的论述中，马克思一连使用了三个与“现代”或“现代的”紧密相关的重要概念，从总体上界定了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主题。
首先，“现代的政治社会”决定了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境遇。“现代的政治社会”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只出现了1次，但它却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始终与“市民社会”相对勘而使用了13次的“政治社会”概念的高度概括和理论升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从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相对勘的意义上对历史上的社会情形作了两种区分：一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情形，这在古典古代的奴隶社会和中世纪封建宗法社会表现最为突出。二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彼此分离的社会情形，这是从法国大革命才开始的事情。马克思认为，现代的政治社会不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政治国家）的“绝对分离”，而只是它们的“相对分离”，是两者既高度分离又相互结合的社会情形。这是现代政治社会的矛盾之处，也是它的伟大之处。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是一种矛盾”，而他的错误之处正在于“满足于这种解决办法的表面现象，并把这种表面现象当作事情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要从“事情的本质”而非“表面现象”的角度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就必须从“现代的政治社会”的实情出发将其概括并提升为一个经济与政治二元互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高度统一的总体性社会概念。这就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虽然只使用了一次然而却是单独使用的“现代的政治社会”概念。它构成了我们研究与“现代”本质相关的“现代化”“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的根本历史语境。
其次，“现代主要问题之一”构成了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主题。传统政治社会主要是农业经济时代的一元化社会结构，现代政治社会则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二元性社会结构。这种二元性社会结构使马克思把现代化问题的政治维度与经济维度结合起来，把研究的问题域从法哲学和政治转向经济学和工业。《〈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不仅是这一转向的开始，而且使马克思从一开始就站在理论制高点上。马克思认为，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也就“超出了德国现状”，进入了现代社会的运动场。马克思说：“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句话在旧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翻译是：“工业以至于整个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两相比较，新版译文相对于旧版译文主要有两个变化：一是把“经济界”和“政治界”的译法改成了“财富领域”和“政治领域”的译法，在主题上突出了现代社会的财富主题；二是把“经济界和政治界”之间的关系词“和”字改成了“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之间的关系词“对”字，在逻辑上突出了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主导关系。这样，马克思就从财富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内在契合出发揭示了工业化与现代问题的历史本质：在经济活动已经被提升到政治高度的现代政治社会，“工业问题是地地道道的现代问题，是现代问题的缩影和典范”。事实说明，马克思在这里以“一个例子”揭示出来的工业化问题在后来演变成了他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主题之一，也成为我们今天探讨现代化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一。
最后，“德国式的现代问题”预示了落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特殊道路。当马克思洞悉到“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这个“现代主要问题之一”后，他通过对比落后的德国同先进的英法之间的发展差距分析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并从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现实的统一出发，为落后的德国提出了一个只有用“实践”的办法才能解决的重大“课题”：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德国能不能把自己不但“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的问题。问题的这种提法说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转向和共产主义取向同他从法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转向是同时发生的。马克思在发现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主题的同时就已经提出了一个事关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与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德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不应该等同于英国式的、法国式的现代化，它必须以解决“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这个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主题为契机，立足“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和“达到人的高度的革命”的内在统一，把现代化进程的“工业化”（财富领域问题）和“民主化”（政治领域问题）结合起来。尽管马克思寄予厚望的“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解决最后使德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落后国家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却在落后的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经由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创造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这无疑是对“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实践创新和历史超越。
正是从法哲学和政治向经济学和工业的转向中，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三级跳”中，建构了一个通过“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而通达共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通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的意义上理解工业活动和人的解放的本质关系，从而把“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讨论引向深入。在《神圣家族》第六章第三节中，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唯物主义中“直接导向社会主义”的那个派别时指出：唯物主义“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并批判了“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把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把自然科学和工业排除在历史运动之外”，它就能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的错误思想。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通过区分工业的生产能力和体现在工业中的那种历史地积累起来的社会力量，评述了李斯特基于生产力理论的国家经济学，批判了李斯特把生产力精神化、神秘化、泛逻辑化和非历史化的错误，认为工业生产力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伟大产物，具有超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历史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的解放”和“真正的解放”的对勘出发，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得出了批判费尔巴哈在历史领域陷入唯心主义的最高结论：“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从科学实践观奠定了整个唯物史观基础的原则立场出发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同“经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的划界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点，它在现代社会的典型表现就是“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这种“感性活动”。然而，现代工业和商业这一唯物主义基础，既可以作为“经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而充当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踏脚石，也可以作为“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而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铺路石。这里其实涉及马克思主义两个内在相关的根本问题：一是在世界观上，“经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对工业这种实践活动只能达到经验性的把握，只能是一种“直观的唯物主义”而不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二是在历史观上，“经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因为“把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混为一谈”而把工业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无法上升为“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侯惠勤教授从“对实践两重性（自然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科学区分是唯物史观创立的关键所在”意义上对此作出了深刻的阐释：“从直观的观点出发，要么无法将实践的两重性区分开来，尤其无法将蕴藏其中的革命性剥离出来，要么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比如说对工业，要么不加区分地加以赞扬，结果把对工业的赞扬变成了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赞扬……要么不加区分地加以否定，结果把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变成了对于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否定。”遗憾的是，我们的很多研究几乎完全忽视了马克思把工业从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中剥离出来并将它改造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思想的伟大意义，没有充分注意这一论述中蕴涵的在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上开创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意义。
事实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肯定和辩证批判，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阐述、对共产主义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始终与他们在创立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进程中把机器大工业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始终以他们对工业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深刻论述为理论基石。如果没有对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的这种历史穿透性的深刻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创立资本与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也不可能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马克思晚年对俄国等落后国家能否通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也是站在“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的工业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作出的审慎分析。在马克思看来，落后国家迈入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不会改变的，唯一能改变的是，它是必须走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的老路还是能够开辟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新路。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这种“历史环境”对于特定的国家来说，就是包涵了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广义的历史环境。具体到中国来说，就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叙事：从现代国家到现代化国家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讲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首先必须科学地理解“叙事”。马克思在讲到“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如何超越“乌托邦式的梦想”而实现“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时指出：“德国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戏剧性的，而是叙事式的。”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的分析，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区别于“戏剧性”话语体系的“叙事式”话语体系，指的是话语主体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对“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的学术性研究和叙述。“叙事式”话语与“戏剧性”话语虽然都带有主体性特征，但与“戏剧性”话语的“主观性太强”相区别，“叙事式”话语体现了历史方式与逻辑方式、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的辩证统一。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叙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以此为总原则来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叙事包括三个层层递进的问题：一是世界范围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应该依靠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来推动，二是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来推动，三是中国应该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这三个问题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叙事的发展逻辑：通过建构现代国家来推动现代化建设，通过现代化发展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就第一个问题来说，这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是解决“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实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内在要求。
在谈到现代国家与国民财富的关系时，马克思曾经指出：“17世纪经济学家无形中是这样接受国民财富这个概念的，即认为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撇开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伪善形式的批判不说，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任何国家只有通过“现代国家”推动的大量的财富生产，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国家”。在这里，通过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巨量的物质财富，为现代化发展奠定必需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成了现代国家的首要任务。道理很简单，传统的王朝国家的存在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与这种劳动相对应的财富不是“资本”而是“统治关系”。对这种统治关系来说，“财富本身只有享乐的意义，而没有作为财富本身的意义，因而这种关系决不能创造出普遍的产业”。与传统的王朝国家相对立，资产阶级国家必须“靠间接的强制劳动即雇佣劳动才能存在”。与这种劳动相对应的财富不是“统治关系”而是“资本关系”。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与传统王朝国家的真正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奢侈的问题，而在于奢侈的生产方式和表现形式不同。就是说，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能够借助于新的财富生产机制即新的雇佣劳动制度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发挥到极致。马克思说：“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只能存在于雇佣劳动存在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能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那里，货币不但决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
资本关系打开了现代社会真正的财富源泉，赋予了现代民族国家创造财富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马克思说：“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预备时期，是以个人的和国家的普遍货币欲开始的。财富源泉的真正开辟，作为取得财富代表的手段，似乎是在具有货币欲的个人和国家的背后进行的。在货币不是来自流通而是在实体形式上被发现的地方，如在西班牙，国家变穷了；可是为了从西班牙人那里取得货币而不得不进行劳动的那些国家，则开辟了财富的源泉，因而真正富裕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相对于15—17世纪基于“财富流通”（包括商业贸易、商业战争、殖民掠夺、贩卖黑奴等）最先富裕起来的近代早期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18—19世纪的新生现代国家（英法德美等）虽然也保留了商业战争、殖民掠夺、贩卖黑奴、霸道强权等野蛮本性，但从根本上说是基于“财富生产”而富裕起来的。正因此，英国现代化具有了开创性意义——它是通过工业革命这种“财富生产”方式崛起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予了高度肯定与评价。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说明，现代国家要通过巨量的财富生产走向现代化国家，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统一与独立的现代国家（民族国家、主权国家和政治国家），才能为现代化发展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这样的现代国家，只有通过政治革命才能建立起来。英国是如此，之后的法国、德国等其他国家亦是如此。这里的唯一区别是，英国能够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现代化国家，是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业已完成的国家，因而具有能够顺理成章、从从容容、心无旁骛地进行工业化革命的独特优势，而对于后起的法国、德国等其他国家来说，它们面对的却是一个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绝对君权堵塞了宣泄社会不满的通道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发展，最紧要的就是在政治上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工业现代化发展的现代国家。但是，建立这样的现代国家，在法国不同于英国，在德国又不同于法国。我们看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作出了两个意义不同的历史对比：在分析“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时，马克思对比的是落后的德国与先进的法国和英国；而在分析“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时，马克思对比的是政治革命尚未完成的德国和政治革命已经完成的法国。
第二个问题是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来推动。如果说第一个问题的重点是如何处理工业化与革命化的关系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的重点还增加了一个如何处理落后国家、后发国家现代化与先进国家、先行国家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并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对于其他国家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样板意义。对于英国之后的任何国家来说，现代化道路是走英国现代化道路（更广泛地说是欧美现代化），还是走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都是一个现代化发展由什么阶级领导、走什么社会道路的具有普遍性的根本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个道路选择的问题经历了一个从不太突出到极其重要的历史转变：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无论是基本实现现代化还是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美等）和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东方国家（如日俄以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晚清中国、中华民国等）；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东方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突显，问题表现为落后国家是否必须跟在西方国家之后亦步亦趋地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反思；而在十月革命之后，问题更为清晰地体现为是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道路选择问题。
以此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化围绕由什么阶级领导、走什么社会道路的问题，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到1911年，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所有这些尝试的失败说明，不依靠现代国家而寄望于传统的王朝国家，不改变封建社会而寄望于地主阶级领导的实业化道路或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良运动，中国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第二阶段从1911年到1956年，包括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无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阶段，中国人民经历了三次大的政治转型与国家建构：第一次是“走向共和”，建立旧民主主义性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开始了建构民族国家的革命历程。第二次是“走向人民共和”，建立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无产阶级共和国（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与自由、民主的人民国家的真正统一。第三次是“走向社会主义共和”。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也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新民主主义性质向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成功转型，把民族国家和人民国家相统一的现代国家奠定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第三阶段是1956年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叙事既体现为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共和国的高度统一，也体现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和现代化国家这两种国家叙事的深度结合。
从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共和国的高度统一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叙事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共和国思想的展开与实现。马克思在1844年就曾以法国里昂工人起义的失败为例指出：“里昂的工人以为自己追求的只是政治的目的，以为自己只是共和国的战士，而事实上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战士。”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与目的是双重的：无产阶级既要做共和国的战士，通过政治革命建立共和国，又要做社会主义的战士，通过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由此出发，马克思在以《资本论》的革命结论为基础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把“社会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个人的解放的社会条件奠定在“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这个根本经济条件上，把巴黎公社看成法国二月革命时呼喊的“社会共和国”的诞生记，建构了内含“劳动共和国”与“民主共和国”的“社会共和国”构想：（1）“社会共和国”作为总体，扬弃了“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劳动共和国”作为内容，体现了“劳动的政治”与“劳动的科学”相统一的生产原则，揭示了劳动的解放就是把劳动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奴役劳动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的双重意义；（3）“民主共和国”作为形式，证明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说：“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对于无产阶级为什么必须采取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曾给予多次分析与阐述。
具体到我国来说，如习近平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曾“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致力于“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事业，以求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现代国家支撑和保障。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从“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战略高度论述了“工业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工人阶级的双重任务。毛泽东说：“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从“人类进步的远景”意义上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双重任务：一是“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二是“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从本质上来说，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共和国、现代化国家三者高度统一和深度结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对马克思理想中内含“劳动共和国”与“民主共和国”的“社会共和国”思想的展开与实现，它必然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
事实证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被重新启动和激活了。这突出地表现在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设定上。继党中央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化三改”）和1954年、1956年两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目标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就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提出过三次根本性阐述：第一次是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第二次是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第三次是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三次阐述构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历史性转化：提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说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必须通过国家工业化与“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实践实现“富起来”的发展目标；转变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提法，说明我们的共和国不能是一个抽象的、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必须是一个“够格的”“发达的”“名副其实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意味着中国必须经历一个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提法，说明我们国家不能只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而必须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而非别的什么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意味着中国必然迎来一个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新的伟大飞跃。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文明叙事
“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只有从工业化、现代化视阈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叙事，我们才能真正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义出发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事实上，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叙事的第三个问题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应该将中国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的问题，同时就是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文明（文明国家）叙事。撇开中国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者是什么性质的民族国家的争论不说，当众多中外专家学者指认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文明国家）的时候，他们确实说出了其中的部分真理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叙事不能单纯用现代意义的、西方意义的民族国家来简单衡量，而必须从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整体性意义上进行分析。
如恩格斯所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文明观相统一的角度考察我国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具有双重意义：在国家文明意义上体现为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在人类文明意义上体现为对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把现代化运动引向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
从国家文明叙事的意义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领导中国人民解决“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这个现代化发展主题，从富强走向文明，创造人民富裕、人民民主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两大历史任务。欧美国家通过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富强之路，刺激着中国人民的神经，“寻求富强”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孜孜以求、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们作为一系列接续进行的社会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从富强（富国强兵）走向文明”的第一次思想启蒙和文化转型。其最后成果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杂志（1915年1月问世）和《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1916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分别对科学和民主这两大文明精神的倡导。经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主体即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展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开始了“从富强（富民强国）走向文明”的第二次伟大实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主要是从国家积贫积弱的忧患意识出发对工业化与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理解，其最集中体现就是毛泽东有关“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理论。早在1944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在1945年4月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专门就“工业问题”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关系作了深刻阐述。他说：“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正是看到了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国家主权对于发展工业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工业对于巩固国防、人民福利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夕，多次强调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这种通过发展工业和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思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多次演进，最终在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定型为“四个现代化”（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战略目标。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新型工业化”，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四化”，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和基础、以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为首要目标的现代化发展，都实实在在地保留了中国式现代化“寻求富强”的现代化底色。
基于工业化的富强追求构成了现代国家文明的首要目标，但它并非现代国家文明的唯一目标。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在追求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一经济的、物质的文明的同时，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弃对政治民主、精神自由、社会和谐等其他领域文明精神的不懈追求。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从文化和政治同经济的基本关系出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为指导，毛泽东在1945年提出了“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毛泽东从“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人类历史高度自信地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还提出了“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的伟大目标。
正是有对不同领域文明精神追求的整体性考量，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性地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从富强走向文明”的第二次伟大实践历程：富强意味着经济层面和物质文明的优先发展，文明则意味着文化层面和价值体系的全面追求。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三位一体”总体布局得以形成。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把“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并列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建设目标提升到了“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7年党的十九大在现代化国家目标中加入了“美丽”目标，历史性地提出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发展来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协调推进就是五大领域建设的协调发展和五大文明成果的历史汇聚。它说明，五大领域建设和五大文明成果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前者是“就活动而言”的表达方式，后者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的表达方式。正是五大领域建设的协调发展和五大文明成果的历史汇聚，使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内涵上难以分割，在外延上互相印证，形成一种看似一分为二、实则合二为一的总体性社会效果。
逻辑而历史地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文明叙事，是坚持整体性与立体性、全面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总体性现代化国家叙事。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一个根本定性、五个中国特色、九个本质要求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进行了高度概括：（1）一个根本定性，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指出：“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定性的话，是管总、管根本的。”（2）五个中国特色，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分别从显著特征、本质特征、崇高追求、鲜明特点、突出特征五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人口规模巨大”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复杂性和伟大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三个方面的独特性；“走和平发展道路”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上的独特性。（3）九个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前面两个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优势和制度优势，中间五个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现代化的实践要求，最后两个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责任和世界意义。
进一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国家叙事与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明确”的科学体系是统一的。“十个明确”中，前面四个是具有总体性的，后面六个是对前面四个的具体展开和落实。考虑到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高度提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高度提出“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两个重大政治智慧和实践纲领都是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成功实现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转移以后提出来的这一历史事实，第三个明确所概括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一个中心、三大原则”的发展思路（“一个中心”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三大原则”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它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在总体上体现了人民富裕、人民民主、人的发展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前面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国家、人民共和国的“三位一体”或“一体两翼”关系来看，共同富裕包括了三层蕴涵：第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第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第三，共同富裕是人民共和国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天下为公、人民共和，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根本要义和现代蕴涵，因而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指出：“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实现从“摆脱贫困”（做减法）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做加法）的历史性转换，实现从解决绝对性贫困、物质性贫困、外在性贫困向解决相对性贫困、精神性贫困、内在性贫困的历史性转变。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在“第三个明确”中不仅增加了“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容，而且把它放在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前面，就充分说明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也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政治保障。民主民权与民富民生是息息相关的。中国式现代化只有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和国家治理意义上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才能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现代化水平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质量。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始终坚持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将人的发展推进到更高的历史形态，从而成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路径。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和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地向着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砥砺前行。
总之，在国家文明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对“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这个现代化发展主题的不懈探索，在从工业现代化走向全面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从整体性与立体性、全面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意义上实现了“从富强走向文明”的伟大转换，不仅使“现代化”概念从狭义的经济语境和富强逻辑中解放出来而具有了更加广泛、更加丰富的内涵，而且使得“文明”概念从最初的狭义的精神文明的意义中超拔出来而具有了更加广泛、更加丰富的内涵，成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广义的文明概念，既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叙事
从人类文明叙事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领导中国人民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把工业从其与资本主义结合、为资本主义服务中剥离和解放出来，改造为工业与社会主义结合、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伟大实践过程，是探索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把现代化运动引向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过程。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从生产关系和制度创新意义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彰显了社会主义文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制度优势。文明作为“实践的事情”，其最高体现就是道路的选择。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这包括两个根本方面：一是从社会革命意义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制度上打破了“现代化=资本主义化”的魔咒。习近平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这说明，工业化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的最有效手段；但工业化能否真正解决共同富裕与贫富差距问题则与其采用的社会制度紧密相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生态环境恶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二是从社会改革意义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运行体制上破除了“市场化＝资本主义化”的迷误。工业化和市场化是实现现代化的两个缺一不可的重要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的最大的体制性成果，成为最为有效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的社会生产体制和动力激励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借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中国才驶入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快车道。习近平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从生产力和技术创新意义上跳出了“现代化＝工业化”的窠臼，彰显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历史性超越。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单一性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超越。现代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化不等于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也不等于工业化的技术生产方式。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这在相当程度上就包括了对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超越。二是对我国早期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超越。新中国成立后，受生产力赶超战略的支配，我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与步骤基本遵循的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的“工业化即现代化”的发展策略。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效益快速提升的需要，加之科技水平和工业化程度的限制，我们长期采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先污染后治理”等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问题。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借鉴很多国家“去工业化”又“再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坚持推进从“新型工业化”到“新型四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取向转变，走上了一条把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度结合，把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实现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战略性思想，如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等，都是以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为背景提出来的，适应了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思想的提出，更是从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的互动出发开启了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航向。习近平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三是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有了更加科学而清醒的认识。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推进新型工业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这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的经验总结。现代化不是只有工业现代化，也不是只有四个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包括五大领域建设的协调发展和五大文明成果的历史汇聚，而且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多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和工业化关系的历史破解说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但能够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上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且能够在生产力和物质技术上跨越传统工业化的“卡夫丁峡谷”。中国式现代化是生产力文明与生产关系文明、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的统一，是“新瓶”装“新酒”、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从新型工业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相统一的意义上为我们破除“唯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又“再工业化”的两极性工业化道路提供了重要指南。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结合的意义上成功实现了对“工业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坚持从社会生产角度考察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社会结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包括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次包括“人改造自然”和“人改造人”这两个总的方面及其具体化的物质生产、人类自身生产、社会关系生产、精神生产、环境生产等“五种生产”，目的是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和“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中观层次包括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文化结构这三重结构及其具体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建设，目的是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五大文明的协调发展；微观层次主要指社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具体社会关系结构，包括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分工或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阶级或阶层结构等各种要素和子系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就是一个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改造社会生产关系从而改造各种社会结构的社会发展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改造首先意味着我们必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寻求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全方位和解与和谐。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都蕴涵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出发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内容，如“人口规模巨大”需要对人口、产业、就业、阶级或阶层等结构的改造，“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对收入分配、城乡、区域等结构的改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需要对物的生产与人的发展关系的改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需要建立和睦共处、合作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对工农、城乡二元性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工业和农业是人类社会生产的两个重要领域。然而，资本主义追求的“使农村屈服于城市”“使农村从属于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加剧了工农、城乡、脑体之间的对立，产生了社会和个人之间的诸多社会歧视和身份歧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促进共同富裕和统筹城乡发展结合起来，解决好工农、城乡之间的二元性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马克思说：“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来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共同富裕之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通过废除私有制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体差别这三大差别的伟大实践，就是把工业从其与资本主义结合、为资本主义服务中剥离和解放出来，改造为工业与社会主义结合、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伟大实践。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现今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难性的波动的因素。”
从总体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所以能实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超越，有三个方面的根本原因：一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集中统一全面领导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二是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保障。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三是有“两个结合”的理论指导。习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就从以苏为鉴的意义上明确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出发，多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把结合的对象从“中国具体实际”（现实的）深化为了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的），使“第二个结合”成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和“互相成就”，“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赋予了“中国特色”和“中国式”以更为明确的内涵。习近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统一起来，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和中华文明基因，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两个结合”的意义上对社会主义文明、新型工业文明、中华传统文明三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成果。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是从中华文明史和人类文明史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源泉和价值取向、本质内涵和历史意义的高度概括：“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成果）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文明高度，这三个方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源泉和价值取向；“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破解了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困境和历史走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这两个方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和世界意义。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三个方面的理论源泉和价值取向、两个方面的本质内涵和世界意义，生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世界历史性事业。这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两个结合”而“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三重历史逻辑：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把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特色的，把中华文明改造为现代的。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逻辑和世界意义，必须从历史长过程和全球大视野来看，既着眼于现在跟过去的比较，也着眼于现在对未来的影响。着眼过去，我们要看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的贡献；面向未来，我们要看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问题视阈上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和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今日之中国对未来之中国的影响；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中国之中国对世界之中国的影响。1956年，当我国开始进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毛泽东就曾指出：“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里，从“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意义上首次相提并论地提出“两个创造”，实际上就是从“两个创造”互为一体、互相印证的意义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之新及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的形态之新的高度概括。它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对内和对外的统一，坚持基于自身国情和借鉴各国经验、传承历史文化和融合现代文明、造福中国人民和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发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又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提出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思想，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三大倡议。这充分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本身“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而且还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方案，作出了世界贡献。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这说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从现代化模式上，为全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二是从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三是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全新选择。从总体性上看，中国式现代化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为国际社会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公共产品，具有更高的价值追求、更大的正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为我们批判“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提供了最好的实践经验。
总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党的初心和使命决定了“两个创造”的有机统一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责任与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既是理论概括，也是实践要求。它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总体性意义上说明，只要我们牢牢把握前进道路上的五项重大原则，以“两个结合”为指导，坚持“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相结合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继续践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之路，到21世纪中叶，中国式现代化就能够使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从而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到21世纪中叶，随着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逻辑和世界意义必将会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开云手机在线登陆入口研究基地研究员，开云手机在线登陆入口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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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一力）
